20次干净的黑老大是谁?
一个人盘腿而坐,就会想起20多年前走进四五十人的夜店,吃着“摇头丸”,载歌载舞。人群围着他,齐声喊“三哥三哥”。当时他二十出头,随身带着一个“小哥哥”,每天都在寻找新的“刺激”。
他因吸毒贩毒摔断了腿;被劳动教养、被送入监狱服刑,多次戒毒不少于20次的;女儿从五个月大开始就没有抱过她一天。
周是海南人,身材瘦小,颧骨突出。他脸颊凹陷,眉毛苍白,眼神犀利。还有人说他是“黑社会大哥”,他说他为了生计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现在,他穿着一件不起眼的运动衫,外套的拉链有规律地拉在脖子下面。他身边的“兄弟”都老了,有的坐牢了,有的被枪毙了,有的被杀了,很少有过得好的。
处处站在讲台上,他反复讲述这些往事,作为反面教材。
去年,周被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评选为“十佳志愿者”。别人夸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一个
14岁时,周还在上小学四年级。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他不敢回家,整天和街头混混在一起。
15岁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被打了。他带了七八个“兄弟”,裂了脾。警察找不到他。他父亲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带着警察在出租屋里抓到了他。他被判了五年,被关进了广东省青少年犯罪中心。
刚出狱,他也尝试走“正道”,在姐姐的发廊洗头。他劝身边的兄弟不要再打了。但他们都说:“你现在这么说,打架肯定比我们凶。”
半年后的一天,三个朋友被打得鼻青脸肿,跑去找他。其中一个从小学就跟着同学。他大谈“忠诚”,让20多个兄弟替他出气。
靠着“威望”,他成了“帮派”的核心人物,周围的兄弟们给他起外号,“龙昆三”“龙昆”都是地名,他在家族里排行老三。
“龙昆三”被赌场老板选中观看比赛。他整天穿着黄色铆钉西装和锃亮的皮鞋,涂满摩丝的长发梳到脑后,出入舞厅、赌场、酒店。
赌场里发生了骚乱,他被要求“维持秩序”。只有二十出头的他拿着砍刀往下砍,砍断了人家的腿筋,而身边的朋友都被对方枪毙了。
整天打打杀杀。
他并不享受“为钱而战”的日子。“为了生存”,一天算一天。
他心狠手辣,别人惹他,他绝不手软。有一次,他在舞厅里玩,不小心被一个“瘾君子”踢了一脚。他觉得很丢脸,出去叫了几十个人打了他一顿。
很快,周就成了大家议论的“土地”,一群小弟围在他身边,都是“朋友”。
为了所谓的面子和“忠诚”,“我把自己的生命看得一文不值。”21岁时,他扮演杀手,在深圳街头帮朋友讨债。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电影里的混混。
1989年秋天,第一次接触毒品,一发不可收拾。“幼危之人”分为两类:爱孩子的和打孩子的;吸毒的人。他身边的五十个人几乎都吸毒,十几岁的时候到处跟他打架。
后来他染指毒品生意,追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绝对公平”。他过去黑过很多人,被很多人追杀。
25岁时,警察逮捕了他。他直接从四楼跳下,躲过了抓捕,但左膝缝了70多针,半年不能弯曲。在报纸的记者面前,他撩起裤腿,露出膝盖上一道长长的伤疤,像一只蜈蚣横躺在膝盖上。
他摔断了腿,所以不敢再卖药了。
但是毒瘾就像是魔鬼的伴侣。发作时,他蜷缩在床上,身体忽冷忽热,一夜迷迷糊糊,脑袋不停地肿胀。他靠讨债抢劫筹集毒资,抽了又戒,戒了又抽。
吸毒20多年,去过7次强制戒毒,至少9次在医院,戒毒20多次。
2009年,父亲去世,他在戒毒所戒毒,被毒瘾折磨致死。有一次他从戒毒所回家,并没有完全戒掉毒瘾。即使吃了药,他还是躺在床上睡不着。妈妈切开西瓜,拿给他。他很不高兴,把它扔了出去,而他妈妈在擦眼泪。
二
“如果可以重来,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人生有没有如果?”他问。
周今年49岁,过了四十才结婚。以前,他总说自己太忙,没时间结婚。至于他在忙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三个女人为他堕胎九次。当他还在监狱服刑时,他的家人为他选择了结婚的日子。出狱两个月后,他与林炎结婚。
当时,正在赌场里看周,而正在赌场里“跑单”。几个朋友一起喝茶聊天,后来就聚在一起了。
他老婆比他小11岁。19岁时,她跟随他,为他做了三次流产。之后五年她都没有怀孕。林炎的父母是淳朴的农民,他们的告诫是,被认定的人将跟随他们一生。
林炎看起来又小又漂亮。她知道周在外面打架吸毒,她整天为此担心。“孩子出生了。如果他被抓住枪毙了,孩子就没有爸爸了。”
她每天在外面等男人回家,但男人一个月回家最多四天,一天只呆三四个小时,换了衣服就走。那个女人没有动桌上的一口米饭。
白天晚上,他很少有时间回家。酒店离家200米。晚上玩累了就直接和别的女人住酒店。
林炎相信她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男人。她一度跑到新加坡,躲了三个月,最后“辞职”回海南。
刚生完孩子几个月,就很少回家了。整栋楼里只有两个人,林炎和孩子。黑夜深不见底。孩子一哭,她就变得焦躁不安,歇斯底里地大叫。
孩子五个月大的时候,她想离婚。当时,的姐姐周多次劝说她归还她的“完整丈夫”。姐姐信佛,坚持带他去广州某基金会学习传统文化。
孩子七个月大的时候,周去广州做义工,抱着孩子陪他去做义工。当被问及为什么愿意一直跟着这个男人时,她盯着地板,沉默了片刻。
周的说法是,孩子的哭声和妻子的吼声让他陷入了自我质疑:周在她出生后的五个月里,没有抱过她,没有用奶粉或尿布给她洗过。
那一次,他呆呆地站在家门口,愣了几分钟。回过神来,我想了很多,女儿以后要怎么成长,要怎么做人。用他的话来说,这张照片唤醒了他。
在女儿八个月大的时候,周带着母亲和妻子到基金会学习。课程结束后,他决定作为志愿者留在那里。
以前我每次抱起女儿,她都会流着泪从他怀里挣脱,就像陌生人一样。现在,他和女儿一起睡觉,给她讲睡前故事,唱催眠曲。
那天晚上,她女儿发烧39度。他一遍又一遍地给孩子擦洗,把脸贴在女儿的脸上,学会用孩子的语气和她交流,减轻她的痛苦。
第二天早上,夫妻俩在带女儿去医院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的妻子主张带孩子去医院,但周反对打针吃药。他坚持先用“土办法”,退烧不掉再去医院。最后,他去附近的市场买了些生姜,按照“土法”擦在女儿的胳膊上。
他经常抱着女儿唱一首歌:“我要找爸爸,我要到处找爸爸。”我的好父亲还没有找到。如果你想见他,告诉他回家。"
这首歌也是给自己的。
三
“龙昆三”离开家乡海南,成为一名“后学”。
“周老师是工作多年的资深志愿者,年龄比我们大。”志愿者当着周的面说。
“不,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周声音洪亮,看上去彬彬有礼。
2012起,在东莞、深圳做志愿者,母亲也来自海南。一家人挤在出租屋里,来回搬了三次家。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基金会的小院里度过,厨房和宿舍两点一线。
基金会开课的时候,周早上五点半就去厨房,准备当天的食材,做好菜,当了一天的厨师。他老婆在食堂帮他做饭,准备菜,炒菜,收拾,带孩子,做财务,采购。
一些人生迷茫的年轻人找他聊天。广东湿热,院子里蚊子多。它们趴在他的胳膊上吸血。他在基金会大院的空地上与来访者交谈,并不时挥动蚊子。
“我从未见过另一个人有他这么大的变化。”刘俊峰说。
基金会里有一个“传统文化教师班”,只有上了这门课,才有分享的资格。周一直不敢报名。原因是“教师班”有个条件,必须写自传。一开始,他没有勇气写下那些“不光彩的过去”,他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写的。
“他是最有资格的。”刘俊峰说。
周拿着笔,颤巍巍地写了几个字。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直接跳。询问其他志愿者如何写出缺失的单词。两天时间,他写了1000多字的自传。
他遇到的每个人都被当成“老师”,大家都叫他“老师”。
周和她的女儿在基金会的教室里。
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去了东莞、深圳、义光的寺庙,和一个和尚聊天。在东华寺,他有了自己的法号“证明”,接触到了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周文化低,很多东西记不清了,但他把“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善良”的思想。
在东莞的时候,他拉着妈妈的手看电视,给妈妈洗脚,修指甲。一开始她妈妈觉得不舒服,几次之后就习惯了儿子的转变。他拉着妈妈的手一起走。她的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谈论几十年前的事情。他听着笑声,假装总是第一次。
2014,周得知母亲感冒、咳嗽甚至小便失禁,他很紧张。从那以后,他吃素两年了。直到妈妈好起来。
其他家人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哥不吼他了,他也没以前那么嚣张了。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崇拜哥哥,梦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以德行事很重要。”但最后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现在每次半夜回海南,哥哥都要开车去接他。他不同意,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
刚在广州做了半年志愿者,春节回到海南,老兄弟们又聚在家里。很多人觉得他变傻了,劝他回去赚大钱,否则会被社会淘汰。
周觉得自己现在影响不了那些兄弟,以后有机会想亲自教那些朋友读书。他觉得他们还在做梦,“没有醒”。
有的兄弟几年没见,半年一次电话才知道哪些“死了”,哪些被抓。
2006年,他遇到了一起从少管所出来的兄弟。许多人也吸毒,有些人在澳门放高利贷。“又辛苦又不开心。”
说起往事,他有些忐忑。他有时候会想,为什么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在走下坡路,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还能改变那个习惯。
过去的很多事情,他已经开始忘记,偶尔会想起一些片段,就像看别人的电影。他认为电影是加工过的艺术,他过的是真实的生活。
四
监狱系统的干警找到基金会秘书长张华,打算派人去监狱给犯人讲传统文化。但是读剧本并没有打动警官。张华给正在厨房做饭的周打了电话,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对方。警官说:“这个好!”
他和基金会的108人一起去了番禺监狱。监狱的铁门层层叠叠,关着四五千犯人,密密麻麻。他和犯人一个个聊天,聊传统文化,讲自己和女儿的故事。
他觉得自己读书少,说不出实话,只能说说自己的事情。通常,他会以自己沾染毒品并与之斗争的经历开头,以劝人读“四书五经”“多读书”结尾。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分享了四次,一次在学校,三次在监狱戒毒所。
平时他很少谈这个。身边有很多志愿者时不时问他,也有人请他去社区、单位、企业宣讲,但他觉得只有去过戒毒所、监狱的人才有自己的体会。
虽然他试图摆脱过去,但它一直伴随着他。
有一次他入住深圳福田区的一家酒店,在前台登记了身份证。晚上警察来了,然后他被带到福田派出所拍照,扫描指纹。
每次坐车查身份证,只要一查系统里有犯罪记录,他就会被警察带走询问。起初他感到紧张、尴尬和尴尬。直到2014的一天,他在东山寺做义工后回到罗湖汽车站,穿着一身唐装,背着一个布袋。上车时被拦下,说要带他去警务室尿检。测试结果出来后,他被证明是无辜的。周向对方鞠了一躬,说:“给您添麻烦了。”检查的警官惊呆了,走过去安慰他。“因为我对别人的尊重是用别人对我的尊重换来的,所以我没有被歧视。"
现在,他尽量不呆在酒店里。过安检的时候会直接坦白自己有前科,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发呆20多年,他开始思考人要有“正念”,多为别人做点事,如何静下心来,多点包容。他带着两个弟弟去基金会学习国学,做志愿者。一个是他家的晚辈;一个是他朋友的孩子。
一个朋友的孩子因为卖“k粉”被抓进了看守所。外出后,我曾与周一起做毒品生意,后来我跟随他去了广州当志愿者。几个月后,我回了老家,成了一名外卖小哥。
2014年4月,周启建刚从劳教所出来,就被周带到基金会做志愿者。
28岁的周启建选择留下来做志愿者。他看到了周的变化。“我很少看到有人转身。他们都走向黑暗。像他现在可以坐下来打坐,修心养性,转身。很少有人能做到。”
现在,只要有空,周就会打太极,静坐,打坐,学习《弟子规》。他的枕头上有一堆冥想书。当他遇到一个他不认识的单词时,他就查字典。三年前,他看了一本关于修行的书,亲自去寺庙找法师,和他一起打坐。
他的枕头旁边有两个小录音机,录着大师讲的佛法和心经。当他不读书时,他打开录音机,反复播放。几年来,他一直在和自己眼中的“邪恶”做斗争。当然,他也有新的烦恼,比如人生的方向。但他想了一下,不要陷害自己,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去年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评选十佳志愿者,基金会的人报了周,他入选了。后来他给银行卡发了2000块奖金,他再也没去看。
颁奖时,他在广场上站了几个小时。他想,如果在以前,他绝不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