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帮助一个因为贫穷而辍学的小学生重返校园是快乐的?
65438年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将设立首个帮助中国贫困地区失学青少年的基金,让千千数千名因家庭贫困而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这个名为“希望工程”的项目,是一件着眼未来,造福子孙后代,发展中国基础教育的实事。
长期干旱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4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到年,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4%,文盲率由建国之初的80%下降到20.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重视发展教育,教育经费逐年增加。从年到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6.8%,高于国民收入14%和财政支出11.3%的年均增长率。
然而,经济落后和沉重的人口负担使中国的教育发展举步维艰。中国有2.2亿学生,比美、苏、英、法、日的学生总数还多。由于绝对值较大,虽然教育投入逐年增加,但按人均计算显得捉襟见肘。以2000年为例,国家教育财政拨款1亿元。加上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亿元,* * *亿元,人均不到40元。到了,人均教育支出仍然只有52元,约合10美元,排名全球最低。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目前的人均教育支出已经上千美元。
我们每年对基础教育的拨款,小学生人均只有在60元,而这个拨款一般只能支付教师的“人头费”。据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介绍,部分农村小学教育行政经费只够支付教师10个月的工资。用于教学活动的公用经费中学生每人每年多在5元,小学生多在3元。
徐永光和山西大同希望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
全国平均水平还是一样的。至于那些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恶劣条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可以看到,在湖南省汝城县,曾经的“红军小学”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经成为一级危房,孩子们称之为“碰不得”的学校。年井冈山会师前后,毛主席在这里办过企业,在这里招募过红军。现在它再也承受不了岁月的重负,已经被拆除。为了让周边五六个村的孩子重返校园,为了让农村的文明之火不熄,乡长李明珍带头捐出了这5元钱。但是,老区的农民真的建不起学校。四年多过去了,人们不知道是把这5块钱还给乡长,还是让他继续睡在银行里。而饥肠辘辘的红军后代,只能在梦里看到昔日的“红军小学”。
经济贫困与教育落后如影随形,形成相互牵制的恶性循环。虽然很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先治穷,再治愚,再穷,再穷,再苦,苦的是孩子。然而,发展教育的关键是钱。很多贫困县每年的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但由于基数小,这笔资金要分流到每个学校,每个孩子,还是杯水车薪。
有人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就像一块久旱的土地,很难让它滋润。但是,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继续拖延。正如《同志之年》9月21日所强调的:“在其他地方要千方百计忍耐,哪怕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忧心忡忡的新文盲
基础教育的落后导致了文盲的大量增加。中国有近2亿文盲,每年约有1万名小学生辍学。根据1998年的统计,其中有1万人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这些不该是文盲的孩子,正在涌向已经庞大到惊人的文盲大军!
目前中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在这些地区,每个学龄儿童每年要交40 ~ 50元的书本费和杂费,这对许多贫困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民以食为天”,孩子在吃饭和学习不能兼得的情况下,辍学真的是迫不得已。
贫困地区适龄儿童辍学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安徽省金寨县青山区尤店乡中心小学原学生姓名,开学后50余名学生未返校,离职率26%。河南商城县白塔集乡有学生,春节后辍学,占30%。在两次被评为全国教育先进单位的湖北省罗田县,罗梅河乡本该迎来春天,却至今未至,这意味着50%以上的孩子可能成为新文盲...
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是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出路。这个道理不是抽象的,而是生动的。我们在大别山区调研时看到,两个房顶相连的农民,一个是种桑养蚕,科学种田,生活蒸蒸日上;这家人穷困潦倒,靠救济生活。同样的山水,同样的政策环境,为何贫富悬殊?前者是掌握了科学致富能力的高中毕业生;后者是文盲,认为穷是命不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所有这些都表明,要帮助穷人,教育必须放在第一位。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学习和掌握建设家乡和祖国的技能,既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起码条件和紧迫任务,也是全社会需要关注的严峻问题。
一颗流血的心
带头遏制贫困地区学生流失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老师。这些勤劳的园丁,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目睹了“无奈花落”的凋零,才看到“桃李满天下”的气象;看到自己曾经的学生变成了“猪倌”和“牛娃”,他们的心都在滴血!为了不在这片已经贫瘠的土地上播下贫困的种子,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奉献和牺牲。
罗田县罗梅河乡的一位年轻教师,为了找到辍学的孩子,每年都要在陡峭的山路上往返于尉犁。在过去的三年里,教师为学生支付了超过4万元的学费和学习用品,占他们总收入的一半。黄泥畈小学教师朱东明的账更让人吃惊:工作8年:总收入为人民币,而为学生消费的为人民币,占73%。
老师本身有钱吗?不,恰恰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身无分文。以朱东明为例。在他简陋的房间里,除了一个学习用的单卡式录音机,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无非就是40元的衣服,20元的皮鞋。涞源县有一个叫李殊的老师。他在山村教书30多年,教过祖孙三代,却穷得娶不到媳妇。来自涞源县银坊中学的刘小兰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家里的小块地已经两年没有打下任何粮食,只靠49元的工资养活妻子和80岁的爷爷。有时候,刘小兰中午吃饭的时候,会避开学生去村里的小树林学习,然后下午饿着肚子去上课。孩子生病了,爱人发信息让他回家。他没有走,但是校长劝他。他说:“我走了怎么办?”就是这个背负数千美元债务的年轻人,为学生垫付学费,在一个封闭的国度尝试美国教育家blom的反馈教学法。爱彩的校长悲伤地说,“我宁愿在教学中放手。你应该先想想怎么活下去!”“刘小兰总是简单而真诚地微笑。他最新发明的填饱肚子的方法是每天煮一锅棒子面粥,早上喝新粥,中午加水喝老粥,晚上再加水喝剩粥。有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努力?”他回答:“只要我在一天,我就不能阻止学生学习知识。中国有几千年的教育传统,恐怕对不起老祖宗。"
我们老师也是人,也吃人间烟火。我们既要理解教师的伟大,也要理解他们的共性。无论国家多么困难,我们都要努力保证他们的基本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帮助贫困地区的失学青少年是全社会的责任,这个担子不能单靠贫困地区的老师挑起。
希望的火种
我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保障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法律还规定:“国家设立奖学金,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上学”;"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给予补助."
其实我们的教育经费缺口很大,尤其是贫困地区。
单纯靠增加投入发展教育显然是困难的。我们必须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教育。65438+2008年2月23日,在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1次会议作教育工作报告时,同志们指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要从我国国情出发,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
以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己任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经过认真调研论证,率先实施希望工程,帮助贫困地区失学青少年重返校园。希望工程旨在凝聚社会力量,捐资助学,保障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希望工程的资助方式如下:(1)设立助学金,帮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但因家庭困难辍学的儿童重返校园;(2)为一些贫困村修建和修缮小学校舍;(3)为部分贫困农村小学购买教具、文具、书籍。
希望工程自实施之日起就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部作品赞誉有加。同志们欣然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聂、已故许元帅等4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为希望工程题词,充分肯定了希望工程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国家教委等有关部门也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怀着对失学儿童的同情和对振兴教育的期望,社会各界纷纷捐款互助,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例。很多海外朋友也认为希望工程表达了人类的美好愿望,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实际的帮助。一年半来,已筹集资金1000多万元。2000年,中国23个省(自治区)和23个县的3万名失学儿童获得了“希望工程”资助重返校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还帮助建立了15所“希望小学”,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
徐永光与中国青基会名誉会长万里在一起。
希望工程的近期目标是:经过三到五年的努力,在20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广泛分布,实施救助。到2008年,每年至少为65438万以上的失学青少年提供奖学金。向少数真正有培训前景且家庭特别贫困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提供特别补助金,以支持他们继续学业,直至中学或大学毕业。
希望工程刚刚起步,筹集的资金只能弥补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我们所做的,只是点燃希望的火花,形成示范的力量,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唤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支持孩子的教育,关心贫困地区的发展,关心国家和人类的未来。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提出了“儿童优先”的原则,要求到本世纪末,地球上的每一个儿童都接受基础教育。我国已经签署了该公约,并表达了同样的决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将努力做好希望工程,为世界儿童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我们的信念是:只要中国还有一个孩子因为贫困而辍学,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我们希望贫困地区的孩子,沐浴着爱的阳光,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一个光明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