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t& lt《什么是爱》作者倪美琪、邢梅简介？
1980，倪美琪第一次给全体师生上了一堂以“爱”为主题的课。那是一个学校的会议课，是一个原始的有线广播。精心准备的倪美琪讲了很多发生在身边的爱情故事。最后，她问，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对方？有什么理由不爱你的校园，不爱你的家？有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以前学校的会议相当于学生的“自由活动”时间，扔纸条的，交头接耳的，推来推去的，看绘本的，形形色色。但这次出乎意料的安静，被倪美琪发自内心的提问惊呆了。下课后，很多班主任都对她竖起大拇指说，说得好，说得好！
几天后，碰巧学校举办了一次黑板比赛。几乎所有的黑板上都画着“心”字，都写着“爱”字，都在讲述关于爱的故事。倪美琪流下了眼泪，第一次尝试让她知道学生是多么需要爱的教育。
几年后，倪美琪被调到虹口实验中学担任副校长。她的职位得到了提升，但由于不符合教学大纲，很难开展“爱的教育”。当她上课时，会影响其他科目。她没有机会上课，但是倪美琪没有放弃。她主动向一些班主任提出:“我来帮你上课吧。”
她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了七个大字，“在生活中学会爱”。
她告诉学生们，爱的本质是积极的奉献和付出。一个人不能只是问心无愧地享受被爱，而应该学会主动去爱。她讲述了快乐王子的故事和铁血战士刘启的故事。她带着大家去福利院看望老人，欣赏贝多芬的音乐，听爱国老人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唱《苏武牧羊》、《满江红》、《龙的传人》。她经常深情地对学生说，我爱你。
这在很多老师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担心老师经常对学生说爱，他们还会有当老师的尊严吗？学生会“瘦”吗？但没过多久，他们就被说服了。
在过去，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是很常见的。现在，校园气氛融洽。踢球不小心伤到同学，会上门慰问，道歉。
以前是“三好学生”，拉票，私下打小报告，甚至请客送礼。社会有现象，校园也有现象。现在我们在荣誉面前懂得了谦逊，互相推荐，也能看到别人身上好的地方。
令每个人高兴的是，成绩提高了。高三的一次考试，学生的成绩居然大幅上升。
倪美琪收获的是无数学生交给她的笔记和孩子们的信任。
孩子们诗意地告诉她，倪老师的教导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被锁住的心。倪老师的故事就像一方手帕，擦去了她自卑的泪水。他们还告诉老师，他们在生活中学会了爱，为疲惫的母亲洗菜做饭，为年迈的爷爷递上一杯茶，为生病的同学送去帮助和安慰。
截至目前，倪美琪已编写了数十万字的恋爱相关教材，25万学生参与了恋爱教育阅读活动。在倪美琪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千上万的学生学会了什么是爱。
第二课:教会社会理解爱。
爱是责任。责任不仅是爱的要素之一，也是更高层次的爱。
——摘自倪美琪教学笔记
“现在说起来容易，但当初大张旗鼓地宣传爱情，很难被人理解。”说起漫长而艰辛的路，倪美琪有些感慨。
80年代初，爱情还是个敏感词。
压力来自四面八方。
权威说，为什么非要叫爱的教育呢？你说是爱国主义教育不就可以了吗？
教育部门说占用太多教学时间会影响教学大纲的完成。
家长说，为什么你整天教育我们的孩子要爱，要付出，然后你一踏进社会就要吃亏？
倪美琪没有反驳。她在压力下挣扎，觉得自己有责任。
1986的一天，爱的教育被迫中断。最后一节课，每个学生都泪流满面。倪老师不给他们上课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给老师写了一封信，流着泪恳求老师:“老师，不要走，我们以后会听话的。”倪美琪也流泪了。她不能告诉孩子原因，只能把对学生的爱和对爱的教育的信念藏在心里。
不久后，倪美琪被调到区教育学院德育研究室，环境轻松了。倪美琪开始了新的尝试。她不再局限于一个班级或一所学校，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多的学校和更广的范围。课都是在我业余时间上的，免费，我是自愿的。只要哪个学校需要，她都有求必应。有的学校本来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结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倪美琪开始忙碌起来，从虹口区到杨浦区，从杨浦区到高桥。一个小学校长听了她的课，说回去告诉女儿。倪美琪想，这是好事。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于是她找到了17中小学的校长、政教处主任，开办了培训班。
压力依然存在。但现在的压力不再来自社会的不认可，而是来自理论的缺失。她以前靠多年的教学经验，现在走到了这一步，她必须为爱的教育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年过半百的倪美琪又开始了新的长征。
她开始没日没夜地学习，读马克思、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弗洛伊德、马斯洛、巴斯卡利亚。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教育学...她阅读，思考，比较，借鉴。最后，她读了近百本书，写下几十万字，形成了爱的教育理论框架，出版了《温暖——爱的教育之花》、《在生活中学会爱》、《什么是爱》、《关于爱的思考》等著作。
倪美琪老师幽默地说，她更喜欢“拉大旗做虎皮”。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当爱的教育没有正当理由时，她在上海师范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的支持下，在“儿童的情感教育”课题下挂了一个分课题。这样，她可以以课题的名义做研究，吸引更多的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参与到爱的实践中来；
1990，她举办了一场关于爱情的大型教育说明会。从幼儿园到高三的17实验班，她举办了13主题为爱的教育的班会。家里有理论报告，有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班主任代表、校长代表发言，还放映了中国福利会专门拍摄的电视剧《特勤中队》和纪录片《用爱教爱》。简报会非常成功。数百名名人、领导人和教育专家，如吕型伟出席了会议。他们一致肯定爱的教育是成功的，这无疑为爱的教育做了一个活广告。
选拔“金恋”老师的想法刚萌发的时候，倪美琪已经退休了。为了获得支持，她给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没想到陈至立真的回复了，于是这个首次由民间组织发起的“金之恋”教师评选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媒体的支持也是倪美琪一直在努力的。东方广播电台《卫兰夜话》播出后，倪美琪每天为栏目提供素材，持续了半年。那些关于爱情的故事随着电波进入了千家万户。
第三课:教孩子如何去爱。
爱是一种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能力。有了爱的能力，你就可以不仅爱一个人，还可以爱所有人，爱世界，爱人类。
——摘自倪美琪教学笔记
倪美琪晚婚晚育。这对夫妇在40岁时有了一个小女儿，名叫董瑞。
因为是高龄产妇，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很虚弱，性格内向，不太喜欢吵闹，所以有一段时间倪美琪甚至担心女儿智力会有问题。芮芮很小，经常被欺负。在幼儿园，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去看电影了，但是老师留下了芮芮一个人。一问，原来是老师因为她不会走路，不想带她。对于这样一个柔弱敏感的孩子，倪美琪唯一的法宝就是爱。
孩子七八岁的时候，倪美琪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医院。她病后，邻居告诉她，你女儿真孝顺。你去医院的时候，她哭得很伤心。倪美琪开心地想，自己的爱终于有了回报，女儿已经知道自己在担心妈妈。但后来女儿的回答让她很失望，因为女儿当时哭只是因为怕黑和蟑螂老鼠。哦，天哪，我真不敢相信。后来看了一些心理学家的书，她才明白，人不是生来就爱，从被爱到主动去爱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有研究证实，孩子在八岁前一般还停留在被爱的水平。
倪美琪对爱的教育又有信心了。
孩子上初中的时候，因为个子矮，经常被男生嘲笑，总是哭着回来。于是倪美琪每天都和她聊天，讲拿破伦和邓小平的故事，他们的身高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伟人。慢慢地，芮芮获得了自信。后来，她上了中专。因为文笔好，她在童年时就出书了，成了校报的编辑。同时，女儿也从母亲潜移默化的行为中学会了主动的爱。倪美琪再生病的时候，总是焦急地去抽屉里找急救药，不停地问:“不要紧，你好点了吗？”每当倪美琪做比较重的家务，女儿都会抢着做，一起出门，帮妈妈拎包。倪美琪欣慰地想到，教育的效果已经在女儿身上显现出来了。
后来女儿参加了财经大学的自考。拿到毕业证后，她去英国读了三年，拿到了硕士学位。花了这么多心血，女儿终于成了人才，这让倪美琪很欣慰。
芮芮曾经在一家外资企业做小白领，但没多久她就辞职了。问她原因，说外资企业没有人情味，东西丢在办公室，还要检查每个员工的包。空调滴水损坏了传真机。老板责怪他们管理不善，扣了他们的奖金。每天像机器一样做着同样的工作，芮芮不想这样度过一生。她对倪美琪说:“妈妈，我还是帮你弄吧。”
对于女儿的选择，倪美琪真的很尴尬。她想，她年纪大了，又是老师，做点牺牲也就罢了。但是女儿还小，以后还要生活，还要养家糊口。她只有和其他退休教师一样的津贴。她以后能干什么？但我也认为，只有自己喜欢的，才能做得最好。既然女儿喜欢，那就随她吧。
芮芮现在已经成为“爱情教育研究会”的真正骨干。她掌管着200多人的志愿服务团队，服务于贫病儿童和老人；参照香港“学生领袖夏令营”的模式，她自己设计了培训模式，每年组织150名学生参加活动。她带着外国志愿者去了河南著名的艾滋病村，回来后发起了两次捐款，送去了很多物资和社会关怀。她带队去青海调研扶贫，帮忙编了《爱的教育》这份报纸。因为学的是会计，她不得不依靠这个懂电脑的人来解决财务问题。忙碌了一天后，到了晚上，她还要与国外的慈善机构和志愿者联系。不久前，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课程，因为她觉得心理学知识对爱情事业至关重要...
在倪美琪的女儿董瑞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爱的传递。
第四课:教你的丈夫因为爱而去爱。
理解是爱情的别称，因为真的不容易。需要极大的包容和宽广的胸怀。
——摘自倪美琪教学笔记
倪美琪的丈夫不是老师。他因病动了一次大手术后提前退役，从此卷入了爱情的漩涡。
董兴茂来了，倪美琪就放心了。
倪美琪对老公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3月27日，1993，“爱教育研究会”成立。成立大会那天很热闹，区局相关领导都来了，表明态度，说了很多支持的话。但见面后，夫妻俩发现研讨会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完全是一贫如洗。
当时实验中学的食堂要承包出去。夫妻俩一商量，就承包了食堂。不仅资金有了着落，楼上的更衣室还可以当办公室用。但对于两个从未接触过生意的老人来说，他们需要找一个厨师，管理，招徕顾客，送餐，为实验中学的100多名老师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我确实很忙。董兴茂总是出现在最需要他的地方。有时候，他甚至骑着“黄鱼车”到处送饭。过了一年，哎，真的赚了五千块钱，这让夫妻俩高兴的不得了。一开始他们想，把这笔钱交给区教育局，让他们奖励爱心老师，也算是对多年来社会支持的回报。教育局长刘海生说:“你们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所以用你们的钱是不合适的。再说我们教育局能缺这个钱吗？”后来在陈至立的关照下，问题解决了，用这笔钱开始了“金恋”教师的选拔。
董兴茂文笔很好。他在《爱的教育》和《金杂志担任记者、编辑、校对、发行等工作。他的健康状况不好。一块石头堵住了胆总管，他高烧465，438+0度。他已经昏迷了。在医院醒来后，他想起报纸要出版了，他躺在病床上艰难地编译。还有一次，他胃出血，但那天华师大二附中有活动。华师大二附中远在张江，别人劝他不要去，可活动刚开始，他又生病赶到现场。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来源于他对妻子的理解和爱。
倪美琪年轻时得过严重的心脏病。后来，她装了心脏起搏器。现在，她有高血压。她总是担心很多事情来不及做，就放弃了。
她认为她将来可以从那些退休的校长中找到继任者。那些校长支持了她这么多年，他们都是爱的忠实教育者。给他们开研讨会，放心。
她也想过，在经营杂志报纸赚了一些钱之后，赶紧成立一个基金会，挂靠在上海慈善基金会，以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她对自己说，人如尘埃，我这辈子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内心平和而幸福。
这是爱的传播者。
冰心曾经为他们的报纸写过《爱的教育》。听了他们关于爱的教育的报告，巴金写下了这段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你生存所需要的要多得多。我们必须把它们花在别人身上，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道德和无私是生命之花。”
现在，冰心和巴金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走了，但爱的字迹还在。他们对爱情的肯定和欣赏还在。
愿爱情天长地久！
醒来的梅没有找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