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的个人经历

钟,原名钟,台湾屏东潮洲村人,1915。祖籍广东梅州大埔。钟的父亲,原名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知识分子。因为不满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他在申请户口时,出于愤怒,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钟”以示自己来自中国台湾省。台湾省的地图就像一个地瓜,所以当地人经常自称“地瓜”。钟改名为钟报户口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老乡都说名字改得很奇妙。很多人向他学习,所以很多台湾省的年轻人在办理户籍的时候也叫李蕃土豆和陈凡土豆...这使日本人迷惑不解,问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红薯?”大家都笑了。钟的名字不胫而走,每个人都知道了钟的名字。在南台湾省,钟响应北台湾省蒋渭水的号召,在屏东组织台湾乡亲加入文化社团,开展农民运动。钟从小就受到父亲爱国活动的影响。他总是跟着父亲,听文化协会的演讲。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仇恨日本歧视压迫中国人民的思想种子。

钟死后,蒋碧玉也被逮捕,押往绿岛服刑。钟和蒋回台后又生了两个儿子,由钟家抚养,直到蒋碧玉刑满归来,母子俩才团聚。蒋碧玉生前接受钟的指示,在两岸开门探亲的80年代来到广州,寻找东部服务队的老同志帮助寻找走失的儿子。那时,我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的负责人。我帮她去韶关,根据已知的线索去找。在韶关市政府台办的协助下,我终于在一个姓肖的家庭里找到了钟和蒋碧玉的长子,完成了钟烈士生前的嘱托。这对抗日爱国的革命夫妇,他们的生命真的是生死攸关!

钟在他的家乡盐浦完成了公立学校(小学水平)的学业。因为他成绩优秀,校长会介绍他到长治公学学习高级科目。虽然叫高级,其实是高中。钟对不感兴趣,所以他去了高雄中学并被录取。高雄中学多是日本孩子,本地学生很少。钟虽然通过了考试,却经常受到日本学生和日本老师的歧视和辱骂。钟非常生气,经常和他争论。钟很聪明。虽然上课不专心,但是考试能考出好成绩。他开始偷看三民主义和五四运动的书籍报刊。有一次老师发现不让他看,想没收他的书。钟跟他争辩说:“台湾省人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读汉书?”日本老师训斥道:“无礼!”骂“靖国奴!”举起马鞭,挥向钟。钟拿起桌上的书,朝日语老师扔去,跑回家。大二时,他利用暑假去大陆旅游,开学后回到台湾。学校故意把他的优秀成绩改到班里最后一名。钟早就对高雄中学不满,还没读完四年就考上了同等学历的台北大学。由于钟工作过于劳累,他患了神经衰弱症,住进了台北的帝国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认识了比他小六岁的护士蒋碧玉(原名蒋),两人开始谈恋爱。蒋当时只有16岁,是爱国志士蒋渭水的养女。少女受蒋渭水影响,明辨是非,也不满日本统治,两人一拍即合,从相识到相爱。

钟在台北念完大学后,正巧日本要在台湾省招募一批会说粤语或客家话的台湾省青年到广东当日本兵。中看穿了日本的侵略阴谋,为了避免被征召入伍,他邀请蒋到日本留学。钟进了明治大学,江进了东京医学院。两人开始计划如何去祖国大陆参加抗战。

钟和江离开日本,两年后回到台湾省结婚。钟返台后,应之邀到台北大学求学的好友萧道滢及其夫人黄与钟的堂弟李南风经常聚在一起学习普通话。黄是福州人,所以她可以做他们的老师,教他们说普通话。他们还秘密讨论中日战争的形势,阅读进步书籍,讨论抗日活动的实际计划。这五个人决心去中国大陆参加抗日战争,并计划了两条备选路线:一条是从台湾省经香港到广东,再从广西到重庆;另一条是从台湾省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重庆。为了筹集路费,他们非法购买黄金,然后提炼成金条塞进肛门带出境。他们把旅程估计得过于乐观,天真地以为去重庆找蒋介石就能抗日。

1940年,钟、江、李南峰从台湾省到达上海沦陷区,等待从台湾省来的肖道英和他的妻子黄在上海会合。然而,肖道英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钟从上海沦陷区虹口收购大米,卖给日本工厂,赚了一笔钱。因为肖道英没来接他,怕路上出事。钟叫姜、李按此法做米生意,自己去香港打探。结果,钟发现从香港到广东再到重庆的路更容易走,于是他让姜和李到香港来。这时,肖道英夫妇也赶到了。五个人见面成功后都很开心,于是从香港坐火车去了广东惠州淡水。联想到台湾省的淡水,他们唱《淡水河之歌》,5个人边走边唱日本进行曲,被惠阳地区的国民党边防部队发现。原来这一带是日军、国民党军和钟* * * *领导的东江纵队三股势力交接的缓冲区。国民党士兵听到他们唱日文歌,以为他们是日本人派来刺探敌情的间谍。虽然这5个人反复用普通话说他们是从台湾省叛逃到祖国参加抗战的,但国民党士兵不信,把他们抓了起来。当他们看到附近的房子被日本飞机轰炸时,他们意识到情况很复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真诚爱国的台湾省青年,会落得如此下场。国民党惠阳指挥所军事法庭,经过审理,发现没有证据,不相信口供,准备枪毙他们。幸好军事法庭指挥官陈莲认为这太轻率,告诉了他认识的“东勤队”队长邱念泰。邱过来跟五个人说话。邱曾听父亲说,台湾省南部有一个抗日爱国者叫钟,北部有一个蒋渭水,向当局证明这五个台湾省青年不是特务,这才不至于被杀。后来被派往战事紧急的广西桂林,回到广东韶关(战时广东省会)。台湾省5名爱国青年在押运中被不公正地翻来覆去,吃着难吃的糙米,睡在稻草铺成的地板上,但他们毫无怨言,甘于吃苦,使押运人员解除了“日本间谍”的嫌疑。

正好邱念泰有事从惠东到省会韶关,认识了这五个台湾省青年。出于怜悯,邱念泰主动担保官方,劝说这五人到他的东服队工作。官员也想卸下包袱,五人同意,于是被邱带回东服队。当时东区服务队的工作区域是惠东从河源、紫金到罗浮山的客家地区。对于钟和肖道英这样的客家人来说,这是体面的,他们感到亲切和谐,就像回到他们的祖居一样。他们一方面参加营救敌俘的前线工作,一方面又为当地人民做救国的宣传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如鱼得水,既兴奋又忙碌。因为懂日语,他们在教育日本俘虏方面得心应手,收集了很多有用的敌情。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民族自豪感,不是被日本人统治,而是统治日本人。

1942年冬,抗日战争已进入中期相持阶段。邱念泰得知李友邦率领的台湾省义勇军已从浙南进入闽西龙岩,于是想与李友邦取得联系,并带上钟等人一同前往。从此,钟认识了李友邦,看到台湾省志愿军团委很活泼可爱,爱国热情更高了。钟还会见了友邦保险李(地下党员)的秘书。他从潘超那里学到了过去不懂的革命道理。潘超告诉他回粤后要注意同邻近的东江纵队搞好关系,不要互相摩擦,以免消耗抗日力量。后来,钟回到东部服务队后,也找到了与政见相同的同志。当时他并不明白这些人也是地下党员,但钟的思想已经开始“左”了,他逐渐认识到国民党和* * *产党的区别。

65438年至0943年,东服队分别在罗浮山冲虚关和白鹤关开办了罗浮中学和西溪补习学校,目的是培养坚持抗战、忠于祖国的青年。钟被任命为西方补习学校的校长,他使学校丰富多彩。1944年,钟、肖道英被秘密招募加入中国地下组织领导的外围进步组织抗日民主同盟。

1944年秋,邱念台派钟、李南峰、许森源、邓志龙四人潜入广州沦陷区,深入广州沦陷区的台军人员中做军事工作。当时广州有几万台湾人。钟和李南峰以台湾人的身份在台湾人中间秘密活动,徐和邓为他们提供协助。他们在广州遇到台湾人陈昭腾,通过交流向他们介绍抗日战争的情况,指出日本侵略者的失败已成定局,并策动在广州的台湾人从事抗日工作。陈昭腾答应叛变,参加抗日工作,提供日军情报。钟在广州秘密活动10多天后撤回惠州。

1945年初,侵华日军在战败前奄奄一息,入侵惠东地区。东区服务队更名为广东工作组,厂址迁至河源、梅州。台湾省志愿军总部在龙岩,钟浩拿到一张“台湾省第三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身份证明作为掩护,作为上路通行证,准备加入东纵队。当他们到达约定的联合地点石龙镇时,恰逢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军队包围了罗浮山,挡住了联合的机会。钟等人只好返回粤东代表团。日军投降后,钟等人利用“台湾省第三少年团”的牌子,在广州帮助台湾同胞回台,最后他们也在光复后回到了台湾省老家。

这里要提一个小插曲:钟和蒋碧玉、肖道英和黄两对夫妻,在东部服务队工作时,各生了一个儿子。按照当时的战场生活,我自己养不了,只能交给当地村民养。

钟返台后,邱念泰和李友邦推荐他担任基隆中学校长。与此同时,钟在屏东的家乡组织了一个青年农民读书会。每个周末,他都会从基隆坐火车回屏东,带领这个农村青年读书会的活动,给他们讲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二二八”事件爆发后,他更积极深入民间参加集会,惩治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污吏,支持台湾省人民的反暴力斗争。1949年9月,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监禁一年。国民党特务强迫钟投降。钟不肯低头认罪,最后无怨无悔地走上刑场,壮烈牺牲。临刑前,他对妻子蒋碧玉没有说别的,只说以后有机会去大陆,一定要把失去的大儿子找回来。